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
前边提到过，1930年11月底，离沪北上的几个原因。应该说，离开上海这个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也是考量之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离开了上海，麻烦仍紧跟其后，甚至没等离开，麻烦就找上门了。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适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一切照旧江山如故，在当局看来，这简直是和胡适没有离开不二。于是，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
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虽然很闹心很刺耳，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但是，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
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曾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和胡汉民本人都是风雨飘摇，对胡适是“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
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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