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建立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并组团参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因此，其影响逐渐扩大，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关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之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曾率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会。

　　在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上，胡适提出：“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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