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

　　战争和暴力，直接的结果必然的结果是造成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和给人民带来不尽的苦难。比如中日战争，不光被侵略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受害者，其实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对于从战争中获利的极少数人，他们的名和利不过是建筑在“万骨枯”上。发动战争的人，或可以得逞与一时，但终究会被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比如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胡适做为有博大胸怀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贯反对暴力，一贯反对战争，他的眼光，他的胸怀，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胡适同样是孤独的。

　　其实，即便是对胡适不能理解，纵观胡适在这个时期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表明，他不过是在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做有错吗？给他扣上汉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适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成我们的时候先把土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返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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