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几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的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学堂，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

　　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发表《论性》演说，驳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宣扬王阳明等人的主张：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做了西一斋（第二班）班长，因为同学被开除而向上抗议，被记大过，而生去意。

　　在中国公学。该校由不满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与革命党关系密切，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适加入竞业学会，该学会创办《竞业旬报》；他在报上写白话文，写章回小说《真如岛》，“自由发表和整理思想”，最后还成为该报主编。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接触并且痴迷于古体诗歌，“发奋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后来还“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按时间与事件脉络，《我怎样到外国去》主要记述了从1908到1910年间发生的中国公学学.潮事件与考取留美官费一事。前一事简述：中国公学由于种种原因从学生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制度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学生争取治校权利，组织了“校友会”，遭到压迫，于是一群学生退学而筹办“中国新公学”，但终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一年后解散。期间曾“在新公学做教员”，教英文。

　　因家事败坏，新公学解散，忧愁烦闷时，如实的写自己跟着“浪漫的朋友”“堕落”，曾大醉，打了巡警，进了巡捕房。而后终于猛醒振作。在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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