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作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所说：“早在1908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1908年月12月28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由于美国这一友好、慷慨表示，许多中国学生才能在完成清华预备班的学业以后赴美国各大学深造。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顾氏这里的所谓“减免赔款”，和通常所谓“退还赔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说，1200万元在庚子赔款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它的意义却不小。第一，它保证了清华的资金来源，为该校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教授（当年北京各大学经常欠薪，只有清华是个例外），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国家先走一步，后来英国、日本、法国、苏俄等国相继退还庚款，显然与此有关；第三，它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提供了一种模式和可能，这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进程。

　　然而，过去我们对这件事的评价却很糟糕。50年代初，吴晗、廖沫沙编过一本书，在谈到“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谋”时说：“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险，远非大炮、军舰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藉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们，影响我们，……使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统治与奴役。”

　　这显然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它虽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却为后来的教科书定下基调，从而影响了好几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学界才对这种说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这么多志士仁人千辛万苦的努力，所达成的对苦难的中国人的善举，竟被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妖魔化，这是很可悲的，也会让那些好心人为之心寒。

　　1924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法案，批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当时顾维钧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他说：“1924年减免的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于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美国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上海《民国日报》于1924年7月2日报道说：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远东生物学会、考古学会、中国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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