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不但如此，胡适还认为，这给了“新舆论家”一个教训。

　　胡适指出：“主义”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个名词”谈“主义”，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都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就成了“‘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所以，他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因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这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主义”，没什么用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由此可见，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主义”了。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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