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墨如金。

　　有意思的是，在1892年6月1日的日记里，翁同龢记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

　　这真是有些奇怪，他对蔡元培的印象深刻，简直是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蔡元培的“怪八股”呢？或者是对其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证博引，对答自如印象深刻。

　　短短四年里，蔡元培乡、会试连捷，挤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而作为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是何等人物呀？能得到这样的朝中重臣的青睐，是何等的荣耀呀！

　　一时间，年纪轻轻的蔡元培，成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

　　从清朝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这些朝廷的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对于蔡元培来说，诱人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

　　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到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下，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他曾有散片日记，载述行程。

　　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陶濬宣等一般朋友，诗文酬酢，观澜华南名胜。

　　在广州南园，他曾戏作该省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濬宣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翔寅的评语各一则，辑印成《蔡太史拟墨》。

　　在此期间，陶濬宣多次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康有为为承其学说做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蔡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

　　冬天来临时，他又赴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

　　按说，身为庶吉士，到各地考察风土人情，是必修之课。

　　但这些等待重用的“翰林”，前途不可限量，谁知道以后能当多大的官？所以，各地官员都争先打点。因为等这些人高居庙堂时，再想亲近就不容易了。反正都是公费，人情可是个人的，何乐而不为。

　　久而久之，这些新贵人们，也都趁此机会，公费旅游还能赚些外快，被人们称作“鬻文卖钱”。不管蔡元培此行是不是有此意，所谓瓜田李下，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怪。

　　但是，不管怎么说，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对于一位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

　　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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