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而后，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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