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贤中学校”、“谦祥益”及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望古遥集”、“羲皇上人”枋额、《靖节先生祠堂记》碑刻，均为刘氏所书。刘廷琛亦擅诗及作文，有《潜楼文稿》等著作行世。

　　鼓吹复辟的谬说越发猖獗，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

　　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世凯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世凯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为人。

　　复辟袁世凯是欢迎的，但“还政清室”，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袁世凯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他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呼声鼎盛，袁世凯乃不得不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

　　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

　　查办本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料宋育仁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急于立功，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对他指名道姓检举揭发。这样一来江朝宗不能不公事公办，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

　　马车夫对宋育仁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

　　宋育仁心惊胆颤地去见到了江朝宗。

　　江朝宗含笑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应命写来：“劳乃宣着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育仁的应变之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

　　在这之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

　　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世凯的北洋系也摸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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