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此后，这八大政纲以电报形式发往武汉给副总统黎元洪审阅，经黎同意，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对外界公布这八条政纲。八条政纲是为袁、孙、黎、黄四巨头“精诚合作”的成果，历史上又被称作“四巨头协定”。

　　那时，各界已将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誉为开国四杰。“四巨头协定”，对急切盼望国家安定、和平与发展的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也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这八大政纲除了大谈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反而帮了袁世凯一把，不断强调采取“中央集权主义”。要求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收束归于中央。说明白点，就是把辛亥以来兴起的革命党人的地方势力一起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可以说，八大政纲完全是袁世凯借孙、黄、黎三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对实行民主宪政，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不和谐之处也是有的。比如，九月十六日，孙中山再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并与袁作最后一次谈话。席间，袁世凯再次试探孙中山。

　　他佯作酒醉，说：“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

　　孙中山莞尔对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袁世凯闻语失色，孙中山之言也为日后历史所证实。

　　九月十七日，孙中山带着对袁世凯坚定的信任和对未来中国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北京。

　　然而，这次孙袁会谈的最大问题是，表面上看两巨头达成诸多共识，但二人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对约法的遵守和总统权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大做文章。

　　但是南北和解在表面上已经实现，整个国家气氛是和谐的，国家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袁世凯和他的政.府也从频繁的内外争斗中很大程度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国政权和经济建设上来。

　　必须承认，那是这个新型的国家很少有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被人们所怀念。

　　毫无疑问，那个时期，无论国家的各项事业，还是袁世凯的治国理政，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仅就民主政治方面，也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局面，人民从没获得过这样的发声和表达意见的权力。不但在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就是在北京城，公开地批评大总统袁世凯和政.府，也是寻常之事。

　　可惜，这个好的局面没能维持很久，因为，很快，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随即，风云突变，一九一二年这样团结一致的气氛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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